嘉央诺布：《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前言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转载：“说，还是不说？”译文博客
每一位作者在自己的眼中都是睿智且宽容的。——西塞罗（Cic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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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央诺布和他的两个女儿。 |
我从未想象过自己最终会成为一名作者之类的人。我年轻时，有相当长的时间认定自己笃定是一个实干家。直到1971年加入木斯塘（Mustang）图伯特游击队，这个自负的幻想才被打破。肩背一支步枪、数百发子弹、几颗手雷、一把手枪和难以置信的重负，行进在每走上七八步都确信自己就要一命呜呼的海拔高度上——这样的经历很快让我相信，我绝不像海明威小说里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就是那样的人。在学校的最后几年，我生命中最主要的文学影响力都是来自“老爸”（Papa，即海明威——译者注），我一直对保持“重压下的优雅”（grace under
pressure）之类的事情非常的严肃认真。
我是一个贪婪而不太挑食的读者：从阿里斯泰尔•麦克林（Alistair McLean）[1]到托尔斯泰（Tolstoy），从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2]到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3]，诸如此类一概狼吞虎咽。一个星期可以轻松地读完平均两三本书。受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4]所著的《贝利撒留伯爵》（Count
Belisarius）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5]所著的《哈德良回忆录》（Memoirs of Hadrian）两部作品的激发，我的阅读兴趣开始转向历史题材，尤其是古罗马和拜占庭历史，从普罗柯比（Procopius）[6]开始逐渐追溯到约瑟夫斯（Josephus）[7]、索多留（Seutonius）[8]、塔西佗（Tacitus）[9]、李维（Livy）[10]，然后是希腊史学家的作品。
我有些讲故事的才能。所以在1970年，第一次图伯特青年大会（Tibetan Youth Conference，即“藏青会”）的主办人找我为这次会议创作一个舞台剧。我创作并执导的第一部剧作《中国马》（The Chinese Horse）在规模不大的流亡社会获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这部剧作褒贬不一的文学特质，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这种演出形式感到新奇（这是图伯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剧作）。我们还为达赖喇嘛举行了专场演出，尊者似乎也挺喜欢这部剧作。从那以后，每有登台上演的机会我便创作剧本——最后一部是一出喜剧《泰坦尼克后传：关于爱情、移民和独立斗争的故事》（Titanic II: A Drama of Romance, Immigration and the Freedom Struggle）
但是说到占我的作品大部分的政论性文章，则主要是源于内心的失望，甚至是某种愤怒，不诉诸文字难平心中块垒。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人们在世界媒体上可以读到的关于图伯特的报道几乎都是消极的、敌对的和极为虚假的。不仅仅有像菲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韩素英、T•D•奥曼（T. D. Allman）、内维尔•马克斯维尔（Neville Maxwell）、克里斯•慕林（Chris Mullin）以及西摩•托平（Seymour Topping）和奥德丽•托平（Audrey Topping）这样的记者和作家个人在兴致勃勃地咀嚼回味着中共的宣传，甚至一些媒体机构本身也似乎成了中共宣传部的海外分支，其中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法国世界报》（Le Monde）、《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新闻周刊》（Newsweek），尤其还有《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和《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等等。其中有些机构至今还依然故我。
当然，人们知道他们都在信口雌黄，或者是出于各种私利而甘愿受骗。读到韩素英描述博巴如何愚钝的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的文字，直让我怒火中烧——她在文章中说，博巴在犁地的时候，让牦牛顶着犁把往前走，直到聪明而无比耐心的共产党干部来解释为何牦牛应该走在前面而犁铧应该放在后面。但是你又能做什么？还有一些受印度大麻和图伯特的各种秘闻所吸引的嬉皮士来到达兰萨拉，这些人更倾向于相信毛泽东主义者的宣传而不是博巴流亡者关于自己国家和人民悲惨命运的述说。
我内心感觉到的是一股义愤，而最终促使我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将我的想法和感受形于笔墨的因素，不仅有博巴们所遭受的暴力与不公，还有那些毛泽东的西方崇拜者们公然将中国对图伯特的占领说成是一件对图伯特有益的、人道的和进步的事情。开始时，我给杂志编辑写信和文章，这些信件中只有一篇得以发表（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是发表在1973年某一期的《时代》杂志上）。坦白地讲，这些文字确实乏善可陈。我还尝试着写作短篇小说并信心满满地把这些作品投到《花花公子》（我的一个美国熟人告诉我，这家杂志给每篇稿件支付5000美元的稿酬）、《哈帕斯》（Harpers）和《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等杂志，最后得到的是我的第一份退稿通知。尽管如此，当这些小说终于在《印度画报周刊》（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和《图伯特杂志》（The Tibet Journal）等刊物上发表时，我还是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高兴。
但是，我的政论性文章还是毫无进展。事实上，我越是挖空心思，我的文章却越发地堕落为一种狂吼乱叫。到了1975年，就在毛泽东刚死之后[11]，我为图伯特青年大会主办的杂志《让赞》（Rangzen）写了一篇文章，体裁上直接借用了左拉发表于《曙光日报》（L'Aurore）的著名论辩文章《我控诉》（J'accuse），每一段的开头都是“毛死了”。尽管这篇文章写的让人不忍卒读，文风无疑也矫揉造作，但是文章对图伯特政府的指责还是言之有物的，我指责政府对当时中国和图伯特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变化（甚至包括毛死）视而不见，却只是关注流亡政治、难民营、宗教仪式之类琐碎的问题。这篇文章激怒了噶厦。我与当权者之间产生了第一次重要的矛盾冲突。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是在1976年的夏天，我随手拿起了一本薄薄的乔治•奥威尔的论文集。我早先读过他的一些小说，不过只是对《动物农庄》（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读完标题有些古怪甚至有些煽动性的第一篇文章《英国式谋杀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English Murder）之后，就像那个脑袋上亮着灯泡的卡通人物一样，我脑袋上的灯也亮了！更文雅些说，此时此刻我找到了迄今为止真正属于自己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road-to-Damascus）。
是的，文章就应该如此写作。你可以选择一个严肃的，甚至有些乏味的题目——就像奥威尔的这篇文章，通过回顾那个时期几个著名谋杀犯，将战前英国社会的伪善（但同时也还算正直）与战时英国去道德化的恣意妄为进行对比——但是，你的写作手法可以是有趣的、诙谐的、理智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令人信服。
继续读下去又让我获得了另一个有益的启示：奥威尔的文章《民族主义笔记》（Notes on Nationalism）让我确信我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还包括毛泽东主义）的西方辩护士们所表达的愤怒和蔑视是正确的。奥威尔解释说，这些知识分子或由于严肃的或只是流行时尚的原因而放弃民族主义，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弃绝对祖国或是某种事业的内在需求，于是转而在其他国家寻求这种需求的满足。奥威尔进一步阐述到，“一旦他们获得了满足这种需求的渠道，他们便会完全沉浸在相信自己已经获得自我解放的情绪中而无拘无束地为所欲为。”但是，奥威尔相信，这种“移情民族主义”（transferred nationalism）会使得知识分子比起代表自己的祖国或是真正了解的任何团体时，“更加民族主义、更加庸俗、更加病态、更具危害、更加虚伪。”
在《政治与英国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奥威尔则阐释了腐化语言对于一种恶劣的和压制性的政治的形成与维系是如何地至关重要。就在同一年，我设法得到了企鹅版的四卷平装本奥威尔论文、新闻报导和书信集，在他的作品中，这些文集对我的影响至为深远。当然，我自己的写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妙笔生花，但这已经不是问题。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应该如何写作。我获得了一份路线图，我知道我最终会到达目的地。
我开始给（而且几乎是专一的）《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供稿。这个时期，图伯特政府正向图伯特派遣“发现真相”代表团，试图寻求诸如“自治”（autonomy）和“共同治理”（associate status）等解决方案，从而说服中国开启谈判之门。我自作主张地向那些怀有希望的人们泼冷水，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民主之路并且最终会与达赖喇嘛之间实现某种积极的理解和协定，这其中包括很多的图伯特领导人、图伯特民众和西方支持者。
我必须对读者直言相告。我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同时由于我的文章都是用英语写成，因此我的博巴读者群也并不广泛。雪上加霜的是，我始终无法放弃从上学时养成的古怪的拉丁化的写作方式。尽管如此，这些文章还是给大人物们留下了些许印象。流亡政府对我的文章大光其火，而尊者也曾经有一次对我严加斥责。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罪有应得”吧。
但是，让我确信我造成了一名作家应有的影响力的是中国人。第一批流亡博巴访问团成员楚臣德赛（Tsultrim Tersey）在写给《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说，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有人告诉他，我的文章和图伯特青年大会的活动对“中藏关系”造成了伤害。（Tsultrim Chhonphel Tersey, "One Month in Tibet," Tibetan
Review, vol 14, no. 6, June 1979, pp. 12-27.）几年之后，我通过流亡政府安全办公室收到一条来自中国拉萨当局的私人讯息：我的文章就如同用苍蝇的翅膀击打岩石，是徒劳无益的。而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藏族人”，我应该回到“西藏”，参加“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
受到如此关注实在让我受宠若惊，并且让我马上产生了“非份之想”。是的，只不过是“苍蝇的翅膀”。中国人是否听说过“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有一种现象称之为“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这种现象在气象领域被半开玩笑地叫做“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一只蝴蝶今天在纽约（或者是达兰萨拉）搅动空气，或许在下个月就会在北京变成一场风暴？
但是在达兰萨拉，如此勇敢而乐观的时刻实属凤毛麟角。这个图伯特的流亡首都是一处让人慢慢丧失精力和信心的地方。公开宣称的民主和争取自由的理想与流亡领袖们（包括达赖喇嘛尊者自己）对某种专制保守主义（粉饰着迎合西方需要的新时代的花言巧语）的与日俱增的偏好之间矛盾，在我们的社会里年复一年变得愈发突出和不可调和。人们有时会觉得，何必如此自寻烦恼？但无论是出于习惯、固执还是残存的一点点希望，一个人就“如同日落西山的时候往东赶路。远处已经黑了，但前面还剩下那么一丁点儿光亮，你只能就着这点亮往前一点一点走着。”[12]
上面这段话来自老舍的《骆驼祥子》（英文版名为Rickshaw，即“黄包车”）。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现代作家之一。老舍是满族人，1899年生于北京，他非常崇拜狄更斯。1966年，他遭受“批斗”而后在这座满清故都西南角的太平湖沉湖自尽。[13]他最著名的作品《骆驼祥子》讲述了北京一名黄包车夫悲剧人生故事。在一个极为悲惨心酸的场景中，这位车夫的妻子临死前做出了前文引述的凄凉绝望的人生感悟。[14]
很多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对他们国家的未来都持有一种深切的宿命论的观点。即便是鲁迅——或许是这些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也时常觉得自己对军阀、政客和革命者们的暴力与贪赃枉法的反抗是徒劳无用的。在他最为压抑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表述：“于我看来，语言与文字是失败的象征。那些真正能够反抗命运的人是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的。而那些强者和胜者也是如此，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打个比方说，想一想当鹰扑向兔子的时候，是兔子在尖叫而不是鹰，同样，当猫抓住老鼠的时候，是老鼠在尖叫而不是猫。”[15]
然而无论如何，鲁迅的文章已然比他的宿敌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存活的更长久，而且无疑在中共以及中共的御用文人和辩护士们寿终正寝之后，鲁迅的文章还将长久地被人们阅读和仰慕。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具备的似乎不仅仅比暴政更长久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流遗留下的政治和心理废墟上，这些作品还似乎具备一种再生重建的作用。
因此，歌德（Goethe）错了而使徒约翰（the apostle John）是对的。“文字是一切的开始……”
战后的德国被夷为一片瓦砾，是它的作家们重建了德国的精神。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16]、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17]、齐格飞蓝茨（Siegfred Lenz）[18]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重新书写了他们国家的命运。正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言：“他们对德语进行了解构并使其焕然一新。砍削了其中病态的成分，重新进行整合、缝接，并加入了很多新东西，但一如既往地幽默感，非常幽默。”
我依稀记得是在1974年的夏天，借到了一本折了角的平装本《铁皮鼓》（The Tin Drum）。侏儒鼓手奥斯卡·马策莱特（Oscar Matzerath）——他的一声尖叫可以震破方圆数英里的窗户玻璃——他的历险是如此的扣人心弦、如此的让人纠结又如此近乎疯狂的含义深远。事实上，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确实一直在发着低烧。当然，这部小说深刻地影响了我对文学的看法，尽管我自己若想确切解释其中的原因多少还有些力不能及。在一篇有关《铁皮鼓》含义的赏析评论中，拉什迪成功地向世人说出了他从这部伟大作品中得到的最大的教训：
格拉斯这部伟大的小说用它的鼓声告诉我：要孤注一掷全力以赴；要坚持不懈奋发努力；要摘掉自己的安全网；要在开始说话前做一个深呼吸；要志存高远；要时刻保持面带微笑；要做一个不苟同的人；要与整个世界争辩；并且永远不要忘记写作也类似无数我们试图把握的东西——童年、必然、城市、疑惑、梦想、瞬间、语句、父母、爱情——会如流沙一般从我们的指缝滑落。
重读这些文字，我觉得我至少在话语风格上一直在竖起耳朵聆听那位侏儒鼓手的鼓声。无论我的作品中还有哪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我至少做到了一直面带微笑（—即便是我的最严厉的反对者也可证实这一点）、绝不苟同、与整个世界争辩，并且把每天都当作自己的最后一天全力以赴。
至于此书的题目为什么叫《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是这样，原因之一是文集中有一篇自己比较得意的同名文章。同时我还想通过这本书向伟大的比利时汉学家和艺术史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19]表达敬意，他的著作《影子中国》（Chinese Shadows）是我迄今所见过的最早也是最出色的揭露毛时代中国真相的作品之一。此书名为《影子图伯特》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像在科幻小说里存在的交叉世界（alternate worlds），当今似乎也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图伯特。一个图伯特频频出现在社会名流赞助活动、博物馆开幕式上；给人们带来各种工作和学术机会；是大众心灵追求的目标和新时代的流行时尚。这个图伯特俘获了西方人的浪漫幻想，也是当今人们对图伯特问题的主要兴趣所在。在这里，图伯特远非一个有关独立自由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富人们和反叛一代的年轻人（the established）对精神抚慰、生态和谐以及世界和平的未曾实现的梦想。作为博巴的祖国的图伯特问题与这个图伯特相比，即毫不相干也无足轻重。西方人将这个图伯特看做是拯救物质主义的和自我毁灭的西方世界的神秘智慧宝库。
然而在残酷无情的达尔文主义的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图伯特。在中共的占领之下，这个图伯特到处是告密者、秘密警察、监狱的高墙、酷刑、处决、失业、种族主义和不可遏制的文化毁灭。在博巴的个人生活上，这个图伯特呈现出的是酗酒、性堕落、家庭破碎、暴力和与日俱增的绝望；在流亡社会，尤其在流亡社会的领导层，这个图伯特表现出的是神智混乱、迷失政治方向、虚伪、犬儒以及激烈的宗教和政治争斗。
然而，同样是这个图伯特还有或许至今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充满了自我奉献、忠贞不渝、热爱国家以及应声而起的勇敢和牺牲。我试图书写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图伯特。这便是“影子图伯特”
在此，我一定要感谢嘉措（Gyamtso）为此书设计排版以及菲丽希蒂•邓康（Felicity Dumkhang）的艰辛编辑。还要感谢为本书设计封面并最终定版的我的好朋友克里斯多夫•白书且（Christophe Besuchet）以及曼纽尔•鲍尔（Manuel Bauer），我在书中使用了一张他拍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图伯特照片。当然，我还必须特别向丽萨•姬莉（Lisa Keary）表示谢意，感谢她为本书进行了最终编辑并为联系亚洲高地出版社（High
Asia Press）付出了极大辛劳，感谢她为图伯特自由事业所做的坚定支持和无私努力。
【译注】
[1]
阿里斯泰尔•麦克林（Alistair McLean，1922-1987），苏格兰小说家，擅长创作战争、惊悚、探险类的畅销小说，有三部小说后来被拍摄成由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和理查•伯顿（Richard Burton）等好莱坞明星主演的卖座影片，分别是《纳瓦隆大炮》（The Guns of Navarone）、《血染雪山堡》（Where Eagles
Dare）和《大北极》（Ice Station Zebra）。
[2]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英语：Robert A. Heinlein，1907年7月7日－1988年5月8日），美国硬科幻小说作家，被人称为科幻先生（Mr. SF）。他的作品不但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可信性达到了罕有的标准，而且也提高了科幻类的文艺水平评价标准。他是1940年代晚期将无修饰科幻小说打入主流杂志（比如《星期六晚邮报》）的第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他是1960年代最畅销长篇科幻小说的前几名作家之一。他、艾萨克·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被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他五次赢得星云奖，于1975年获得星云奖的第一届科幻大师奖，七次赢得雨果奖（三次是追授）。
海因莱因作品的主要题材包括：极端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独我论、宗教，精神和肉体之爱的关系，对全新家庭结构关系的猜测，等等。由于他对这些题材独数一格的写法，外界对他作品的反应经常迥然不同。例如：他1951年的《星舰战将》（又译《星船伞兵》）被责为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1961年的《异乡异客》则出乎意料地被列为鼓吹性解放和反文化。
[3]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年8月1日—1891年9月28日），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由于家境不好，做过农夫、职员、教师、水手、海军等职务，后来成为小说家，他以其海上经历为事实依据写成其寓言杰作《白鲸记》（Moby Dick, 1851年），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英国作家毛姆认为梅尔维尔的《白鲸记》是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地位更在马克·吐温等人之上。梅尔维尔也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4]
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 Graves，1895年7月24日－1985年12月7日），是英国诗人，学者，小说家暨翻译家。专门从事古希腊和罗马作品的研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创作了140余部作品。他的回忆录《向一切告别》（1929年）讲述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
他以写作为生,他的《耶稣王》（King Jesus），古罗马帝国三部曲《我，克劳迪斯》（I， Claudius）、《克劳迪斯神和他的妻子梅萨利纳》（Claudius the God and His Wife Messalina）、《贝利萨里乌斯伯爵》（Count Belisarius）是特别受欢迎的历史小说。他也是一个杰出的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文的翻译家，1934年格雷夫斯因小说《我，克劳迪斯》被授予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
[5]
尤瑟纳尔（Yourcenar, Marguerite，1903-1987） 真名Marguerite de Crayencour(玛格丽特·德·凯扬古尔)，尤瑟纳尔是作家与父亲一起以姓氏字母重新组合后为自己起的笔名。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
她最著名的小说是Mémoires d'Hadrien (1951;《哈德里安回忆录》，1954年出版英译本)，法美两国文艺批评界一致对该书高度评价。 这本小说是一个虚构的罗马皇帝的自传，以一封写给他收养的孙子、未来的皇位继承人马克·
奥里略的书信形式出现。
尤瑟纳尔不断挑战自己作为作家的能力，她的文学风格多变。但她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对古代文明和历史变迁的丰富知识，以及尝试理解人类行为的动机。尤瑟纳尔坚信，历史是一所“获得自由的学堂”，是对人类进行哲理思考的跳板。因此，她特别青睐历史，她的虚构作品漫游于古代、文艺复兴时期以及20世纪初的广大空间；若用现代的文论言语表达，尤瑟纳尔的全部作品都是互文性的杰作，充满着今与古、此与彼、我与他、灵与肉、具体与抽象的对话。
[6]
普罗柯比(Procopius，约500--565)，拜占庭历史学家，为查士丁尼皇帝的同时代人，撰写历史著作《战记》、《秘史》等。
生于该撒利亚，青少年时代接受贵族文化教育和法律训练，通晓当时的多种西亚语言。527年投名将贝利撒留（Belisarius）幕下，在随后的二十余年中，追随贝利撒留而亲历了在汪达尔王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战争。6世纪50年代起长期寓居君士坦丁堡，在从政和从事律师职业的同时完成了数部历史著作的写作。
战记》记述查士丁尼为恢复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疆域而发动的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建筑》颂扬查士丁尼在帝国各地进行的建筑工程。《秘史》揭露贝利撒留及其妻子的丑行，抨击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塞奥多拉的专制统治。另外还有大量散文与书信传世。
[7]
Josephus(约瑟夫斯): 约37—100，犹太历史学家和军人。原名约瑟夫•本•马赛厄斯。生于耶路撒冷。西元66年在反对罗马的犹太起义中他指挥一支加利利军队。在向罗马人投降时他施展手段获取优待，得以前往罗马，在那里写出几部关于犹太历史和宗教的著作，包括《犹太战争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西元75--79年问世)和《犹太古事记》(Antiquities of the Jews，西元93年问世)。卒于罗马。
[8]
索多留（也译作“苏维托尼乌斯”），全名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纪传体历史作家。像许多古代学者一样，作者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关于他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人说得准确。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和《名人传》中也只给了人们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
[9]
塔西佗(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
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4种，其中3种是完整的短篇作品，2种是已经残缺的长篇历史著作。按它们的写作时间列举如下：1.《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2.《阿格里可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3.《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5.《历史》（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4.《编年史》（Annuls，也译作《罗马编年史》）。
塔西佗在西方历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抽离自我，超然物外”的客观主义写史原则，这是塔西佗史学成就的最高体现，也标志着西方史学在对史学本体的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0]
李维（Livius，Titus，公元前59～公元17），全名提图斯·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塔维乌姆（今帕多瓦），卒于帕塔维翁。其家世和父母不得而知，据说出生于贵族，早年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学习了文学、史学、修辞学、演说术等，是罗马共和后期学问渊博、几乎无所不知的大学问家。后移居罗马，与屋大维过从甚密。此时屋大维已经打败安东尼，罗马局势恢复稳定，李维奉命教授屋大维的继孙克劳狄，即后来的皇帝。
他拥护屋大维创立的元首制，但是思想仍然偏向共和制，为了挽救中后期的罗马，他决定写一部史书来记述罗马人祖先的英勇，避免罗马共和国覆灭，于是创作了《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即“李维罗马史”，书中充满爱国思想、道德说教、复古主张和对共和制度的赞赏。
[11]
作者此处年代记忆有误，毛泽东死于1976年9月9日。
[12]
同译注14；
[13]
有关老舍自杀地点作者此处记述有误。
老舍自杀的太平湖位于清代北京城西北角，而不是西南角。北京城的西南角也曾经有一个更加古老的“太平湖”，但早已被填平，原址即现在的金隅大厦和中央音乐学院附近。
据记载，1949年前，新街口豁口外西侧护城河北有一个大苇塘，塘深约2米，元代时是积水潭的一部分，明代筑城将它分割于城外。1958年，苇塘被疏浚成湖，命名为“太平湖”。1966年8月24日，作家老舍在此投湖自尽。
1971年，太平湖在修环城地铁时被填平，原址上建成现在的地铁检修车辆段，北京从此失去了这一片水域。2005年8月动工的北护城河综合治理工程将“重现太平湖”列入规划。“新太平湖”并非在原址上复建，而是将北护城河西直门暗涵至新街口大街段拓宽改造而成。
填平，重建，无数的悲剧就此被遗忘。
[14]
作者此处的引文或来自英文译本或来自话剧台词。译者在原著相关章节中（第十九章）没有找到相关文字，祥子的妻子虎妞死于难产，死前并无只言片语。
[15]
此处引用的鲁迅的文字尚未找到对应的原文。
[16]
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1927年生于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父母亲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入伍。一九四六年，当他从美军的战俘营获释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了。他当过农业工人、钾盐矿矿工、石匠艺徒，先后在杜塞尔多夫和西柏林的艺术学院学习雕塑与版画。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1999年他成为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7]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oll，1917～198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生于科伦一雕刻匠家庭。1939年入科伦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同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负过伤，当过俘虏，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深恶痛绝。1985年逝世。海因里希·伯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20世纪70年代，海因里希·伯尔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高峰。1971年发表的《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是伯尔全部创作的结晶，被诺贝尔奖评委会誉为“臻于顶峰”之作。《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1974）的发表又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此作家被公认为当代德国的歌德和国际文坛巨擘。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曾多次获国内外文学奖，1970至1974年先后担任联邦德国和国际笔会主席。
1972年“为了表扬海因里希·伯尔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
”，伯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8]
齐格飞·蓝茨(Siegfried Lenz，1926年3月17日)，德国作家，为德国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与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齐名，但受欢迎程度更胜前两者。
1926
年3月17日，蓝茨生于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的吕克城，1943年被海军征召入伍，在纳粹德军崩溃时逃往丹麦。战后他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文学等课程， 1950年担任德国《世界报》编辑，1951年起成为专职作家，并发表第一部小说《空中群鹰》；初期的作品主要受到托马斯·曼、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缪、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影响。
的成名小说《德语课》（1968），取材自画家埃米尔‧汉森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本书引发读者对于被纳粹践踏的公民义务进行反省，成为战后德国最广为流传的小说之一。除了长、中篇小说之外，蓝茨还撰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舞台剧以及广播剧。蓝茨擅长用文学展现各种社会现象，短篇小说集《我的小村如此多情》（1955）取材自家乡吕克的童话与乡野轶闻，引起广大回响，被公认为1950年代德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作品。
蓝茨曾获多项著名文学奖的肯定，包括“不来梅文学奖”、“歌德奖”和“德国书商协会和平奖”等。已翻译出版的著作有《少年与沉默之海》（1999）与《失物招领处》（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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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莱斯（Simon Leys，1935年9月28日－），本名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笔名为西蒙•莱斯（Simon Leys），汉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曾在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学习法律，后在台湾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与艺术。在其于1970年定居澳大利亚前，还曾前往香港。后来，他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他的学生中包括了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之后的1987到1993年间，他则前往悉尼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
李克曼曾透露，他于1971年出版《毛主席的新衣》（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一书时，由于担心用真名发表可能从此失去前往中国进行研究的机会，听从朋友的劝告使用了假名。于是，他选择了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的主人公莱斯作为笔名。
他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也翻译过包括《论语》在内的一些中文著作。本文中提到的《影子中国》（Chinese Shadows）一书出版于1977年，是国际上最早研究中国文革的专著之一。
SHADOW
TIBET: a review
——《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书评
作 者：小华伦•W•史密斯（Warren W. Smith Jr.）
译 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原文发表：2008年5月9日
原文标题：Shadow Tibet：a review
转载：“说，还是不说？”译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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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图伯特》封面。 |
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在给自己的这本文集所写的前言中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他的行为榜样。读过奥威尔和嘉央诺布的文集之后，我觉得奥威尔或许应该为他的这位学生感到骄傲。他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①。早在其他秉持同样信念的人士识破中国共产党的伪装之前，西蒙•莱斯就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揭露批驳中共的种种谬论。如同奥威尔与莱思一样，嘉央诺布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批驳极权主义的谎言与暴行，以及他自己政府的天真和愚蠢。而后者则让他个人遭到了达兰萨拉“好公民”们的诽谤中伤。这些“好公民”用一些从中共那里学来的手段对他进行批斗，无中生有地指控他犯下了一些的侮辱达赖喇嘛的罪行。这些人并没能毁掉嘉央诺布，反而让自己永远地蒙上污点。而嘉央诺布一直不倦地坚持自己的诚实和直言不讳的评论，并且已经成为到目前为止最为成就斐然的图伯特作家。
《影子图伯特》中收录的文章跨越了从1989年到2004年的十五年时间。嘉央诺布最早的一些文章收录在题为《幻想与现实》的另一本文集中。这些文章很值得一读再读，因为其中很多篇章依然与当今的局势息息相关。事实上在这部文集中，他有一篇赞扬奥威尔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向人们展示了奥威尔在他著名的小说《1984》中如何预见到像共产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将会出现的林林种种现象。当然，嘉央诺布还创作了很多其他作品，其中包括讲述一位图伯特抵抗战士的故事的《雪域骑士》（Horseman in the Snow）；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写成的赏心悦目文字优美的《福尔摩斯的曼陀罗》（Mandala of Sherlock Holmes），这篇小说获得了印度“克劳斯沃德小说奖” （Crossword Prize for fiction）②；他还写作了图伯特独立宣言《让赞宪章：独立图博的主张》（Rangzen Charter: The Case for Tibetan Independence）以及《……》（Buying the Dragon’s Tooth）等等。
《影子图伯特》的第一篇文章是写于1990年的《图伯特追寻民主的漫长道路》（Opening of the
Political Eye: Tibet’s Long Search for Democracy），在这片文章中作者详细描述了图伯特流亡社会尝试实现真正民主的种种失败的努力。作者观察到的一个最有意味的现象是，至少是由于在上世纪的70到80年代那些性灵追求者们蜂拥前往达兰萨拉，使得博巴们重新获得了宗教上的权威感。这些追求者的到来阻断了博巴对外部世界更多的现代和健康的世俗兴趣，反而让他们回到了认为图伯特的一切都是神奇的和神秘的老路上。嘉央诺布写道，“这些西方旅行者总是蔑视西方的理性主义、民主和科学，这些人成功地消磨了博巴对西方世界的好奇心，同时鼓励博巴回归到古老和致命的处理现实问题的老路上——把头埋在神奇的、仪式的和迷信的沙堆里。”从那以后，随着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不切实际的兴趣，以及达赖喇嘛自己的种种言论所引领的在佛教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求相似点，图伯特民主化进程开始走下坡。随之出现了一股建立各种地区性和派性组织而不是全国性组织的潮流，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尽管如此，图伯特流亡社会依然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不是因为达赖喇嘛的地位和作用停留在一种特殊的专制体制之下。
在作于1991年的《帝国暮色：用博巴眼光看邓小平以后的中国》（Imperial
Twilight: A Tibetan Perspective on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一文中，嘉央诺布得出的结论被中国人在最近发生的图伯特抗议中再次证实。引用中国作家鲁迅的话“自卑的时候，中国人是一个奴才；自大的时候中国人是一个暴君”，③诺布评论说，“即便是那些生活在西方中国民主人士似乎也不能免俗。他们为自己追求自由和正义，但不愿意将此延及像博巴这样的‘他人’。”回忆起1990年与洛桑次仁一起在美国进行的巡回演讲中与中国学生的对话，他说那些学生谴责北京方面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谎言，但是当谈到图伯特时，他们却又引用中共的最赤裸裸的宣传，其中包括“对图伯特和博巴在种族和文化上的总体歪曲篡改。”他的结论是，中国若想获得不可或缺的“道德和文化重生”唯一可能的渠道只能是帝国的崩解。在1993年《让赞：来自图伯特的呐喊》（From Tibet the Cry is ‘Rangzen’）一文中，他指出，示威游行和各种宣言中，博巴们的口号历来是要求自由和独立，而不是自治。在2008年起义期间，博巴们的诉求也同样如此。
在《破碎的图像：博巴当今所面对的文化问题》（Broken Images: Cultural Questions Facing Tibetans Today），他谴责了中国的“现代化”对图伯特的语言和文化所造成的毒害。其中包括中国的语言风格对博盖（即藏语）播音员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在文学、戏剧以及绘画等方面的影响。在写于1994年的《问题的核心：对有关独立的争论的一些观察》（The Heart of the
Matter: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ndependence Controversy）一文中，他评论了有关博巴是否应该在独立问题上做出妥协并寄希望于中国或许会报之以允诺某种真正的自治这一争论经年的图伯特政治议题。他向人们阐释说，这一争论的问题在于，中国从来没有表示过愿意在它统治西藏的任何方面做出丝毫退让。当时与中国接触的“谈判代表”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最后也只得承认，他与中国方面的所有商谈都一无所获，中国官员一直对他进行责骂和恫吓，而从来不听他说什么。尽管如此，中国一直成功地通过提议进行另一次“对话”而使得博巴和国际社会心存侥幸。最近，在2008年4月24日，他们故技重施，愚弄那些对他们的意图和诚意心存幻想的人。
在《动荡的回忆：图伯特抵抗运动与中央情报局的作用》（Unquiet Memories: The Tibetan Resist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CIA）一文中，嘉央诺布为我们描述了图伯特抵抗运动。即便与最近新出版的有关书籍相比，嘉央诺布的文章也是有关这个主题的最好的英文记录之一。《非暴力还是非行动？：与图伯特和平运动相关的几个甘地主义的真相》（Non-Violence or Non-Action? Some Gandhian Truths about the Tibetan
Peace Movement）一文作于1997年，他破除了一个时常由达兰萨拉所宣扬的神话——图伯特的独立斗争从来就是“非暴力”的。如果一直是“非暴力”的，达赖喇嘛可能都没有办法逃出图伯特。他还向人们揭示了即便是甘地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倡暴力方式，比如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中。还有像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样的非暴力权威人士也建议，在捍卫图伯特独立的问题上，如果和平手段不能奏效，可以采取强力方式。
《争取自由的典礼：图登额珠的生平与牺牲》（Rite of Freedom: The Life and Sacrifice of Thupten Ngodup）是一篇为一位普通博巴的一生所写的悼词，他用引人注目的自焚行动为自己的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抢尸者》（Body-Snatchers）和《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是一篇文章的两个部分，副标题都是“图伯特社会由来已久的恐惧症”（Enduring Phobias in Tibetan Society）。嘉央诺布在文章中讲述了很多老实轻信的博巴和他们的迷信的种种滑稽可笑的故事。这些迷信长久植根在境内外的图伯特社会中。嘉央诺布并非对这些事情进行谴责，他只是认为在当前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普及更多的科学和世俗知识或许对图伯特社会更加有益。《甲骨文：对中国未来的随想》（Oracle Bones: Random Speculations on China’s
Future）是一篇对中国文学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此文是基于一份1992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汉藏关系大会”上提交的论文。他发现中国人缺少有关图伯特的真正的知识和对博巴的同情。“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作者——或者，就此而言是全世界的汉人作者——的作品是以理性和理解的方式对待图伯特，对待图伯特的民众、宗教、历史和习俗。总体而言，他们是一群步调一致、咄咄逼人的种族主义者，对于博巴们最温和的争取自由的愿望也时时表露出难以掩饰的敌意。”中国作家王力雄虽然部分地属于一个例外，但也依然如此。中国和中国民众最近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对于图伯特自由的持续不变的零容忍。
《全民公决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ferendum）一文嘲讽了在境内外博巴中进行全民公决的尝试。 在流亡社会就独立或自治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实际上是让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Middle Way Approach）获得认可的一种手段。在公决中还加入了另外两个选项，即“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桑东仁波切的“非暴力不合作”（satyagraha）或称“坚持真理”（truth insistence），这使得全民公决变成了一场闹剧。由于所有这些选项并非完全是排他性的，博巴们在投票的时候可以做出不止一个选择。最终，由于公众普遍的迷惑不解，这次全民公决被取消了。尽管如此，达兰萨拉现在宣称博巴们“民主地”选择了“中间道路”，因为他们已经表达了他们偏向于由达赖喇嘛做决定。
在《登峰造极的污言秽语》（Acme of Obscenity）一文中，诺布对伪学者谭•戈伦夫（Tom
Grunfeld）的文章进行了驳斥。写于2002年的《花生漫画④版的“中国—图伯特”对话》所针对的是在当年恢复的图伯特与中国的接触。他将博巴对会谈的持之以恒的希望比作查理•布朗类此的不切实际的希望。查理•布朗总是希望露西不要和过去一样，在他踢球的时候把手里的橄榄球拿开。当然，露西总是故伎重演，一次又一次地玩弄查理的希望。中国也用同样的伎俩对待博巴的希望。从2002年嘉央诺布预计重新开始的接触将无果而终，直到2008年经过太长时间的失望，博巴们在拉萨和很多其他地方重拾暴力抗争。尽管嘉央诺布有预见在先，但是他的预见与当时盛行的充满幻想的气氛相左，因此没有受到重视。或许博巴和他们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经常比博巴自己还要更加的不切实际——最终应该会吸取教训，并将中国在2008年4月的会谈提议看作只不过是另一出虚伪的表演。
他在《自由的风，自由的歌：破除有关图伯特国旗和国歌的迷思》（Freedom Wind, Freedom Song: Dispelling Modern Myths about the
Tibetan National Flag and National Anthem）一文中，驳斥了中国有关图伯特国旗和国歌是在1959年之后才问世的论调。他向世人说明，图伯特的国旗其实比世界上主要的独立国家的国旗有更加悠久的历史，大多数这些国家的国旗则是在相当晚近才出现。由于2008年起义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宣传，图伯特独特而多彩的国旗最近已经为世人所熟知，包括很多中国人。图伯特国旗现在已经成为公认的图伯特民族认同和被剥夺的民族自决权的象征。这本文集中所有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文章所涵盖的这些年月中有关图伯特问题的一段历史。
嘉央诺布还写作了很多新的文章，其中大多数都发表在图伯特网站上，其中包括《从囊帕拉山口回望》（Looking Back from Nangpa La）、《投票箱里的珠宝》（The
Jewel in the Ballot Box）、《被遗忘的纪念日：回忆1956年康巴大起义》（The Forgotten Anniversary: Remembering the Great Khampa Uprising of
1956）、《博巴欢迎胡主席？》（Tibetans Welcome President Hu?），以及《新语言和新“西藏”：中国有关图伯特现代化和图伯特语言的迷思》（Newspeak and New Tibet: The Myth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Tibet and the Tibetan Language）等等其他文章。我们可以希望这些文章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他的第三本文集中。
嘉央诺布作品的文学风格和引证资料一直以来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重读这些文章时的印象和他们最初出版首次阅读时的印象同样深刻，我总能从他洞若观火的分析中获得裨益。他的观点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现在读来也和当时一样准确而适用。他的文章是了解现代图伯特局势的必不可少的读物。坦率地讲，我不知道如果不熟悉嘉央诺布的文章作品，一个人如何能宣称自己是图伯特问题的专家。我唯一的希望是，他自己的图伯特政府能够对他的建议给予高度重视。达兰萨拉如果对嘉央诺布有更多的关注，或许很多的蠢事原本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译注：
[①] 李克曼（Pierre Ryckmans，1935年9月28日－），本名皮埃尔·里克曼斯，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笔名为西蒙·莱斯（Simon Leys），汉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曾在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学习法律，后在台湾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与艺术。在其于1970年定居澳大利亚前，还曾前往香港。后来，他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他的学生中包括了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之后的1987到1993年间，他则前往悉尼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
李克曼曾透露，他于1971年出版《毛主席的新衣》（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一书时，由于担心用真名发表可能从此失去前往中国进行研究的机会，听从朋友的劝告使用了假名。于是，他选择了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的主人公莱斯作为笔名。
他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也翻译过包括《论语》在内的一些中文著作。
[②] 这个奖项最早由总部设在孟买的印度最大的图书零售商CROSSWORD在1998年创立，旨在与“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英联邦作家奖”（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甚至“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等著名文学奖项形成竞争。嘉央诺布因他的小说《福尔摩斯的曼陀罗》荣获2000年度该奖项下的“英文小说奖”。
[③] 经查对，此处引用的文字应该是出自《南腔北调集•谚语》，原文为“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是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四卷，第557页。
[④]《花生漫画》（Peanuts）是一部美国漫画，作者是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M. Schulz，又译查尔斯·舒兹）。这部漫画最初在1950年10月2日开始发行，在2000年2月13日时为止（亦是该作者病逝之时）。这部漫画的电视动画版本曾经获取艾美奖，而其假日特辑等动画版先在美国广播公司里翻放时十分流行，甚至流行到全世界。这部漫画在超过2600份报纸中刊登，更在75个不同国家中有3亿5000万个读者，翻译成21个不同的语言。
文中提到的查理布朗和露西以及著名的小狗史努比都是漫画中的人物。露西经常扶住橄榄球让查理布朗踢，而在查理布朗快要踢的时候将球抽走，使他跌倒。
以下是《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中文版特刊发表的我的文章。
